1945年日寇投降后，延安自然科学院奉党中央命令迁往东北解放区，因国民党军队占领承德、锦州等地，同年底学校滞留在张家口。随着时局的变化，学校在华北等地几迁校址，几易校名，为战争军需和当地民用服务。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定名为华北大学工学院。迎着新中国的曙光，学校分批迁到北平，1949年10月1日师生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2年初，华北大学工学院更名为北京工业学院。

       驰骋千里，转战华北育英才

 　　1945年11月15日，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延安大学进行战略转移。延安自然科学院师生120多人从延安出发，沿黄河行进，经过雁北，向东北迁移。为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这一段独特的迁移经历，也被北理工学子称为“马背大学”。

　　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到达张家口。当时担任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请示中央，自然科学院留在了这里，为晋察冀边区培养技术人才。1946年1月，延安自然科学院与晋察冀边区工业职业学校合并，改名为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同年9月下旬，张家口被袭，学校转移到蔚县暖泉镇，沿途曾遭敌机轰炸。11月初学校奉命又迁移到建屏县柏岭镇，把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与晋察冀边区铁路学院合并，成立晋察冀工业交通学院。1947年11月，晋察冀工业交通学院的预科班搬到河北井陉，定名为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

　　在自然科学院辗转华北办学的同时，晋冀鲁豫边区于1946年初成立北方大学。其中北方大学工学院于1946年4月在邢台成立。   1948年8月，晋察冀的华北联合大学与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合并，命名为华北大学。同年9月，北方大学工学院与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在河北井陉合并成立了华北大学工学院。之后，学校的师生一百多人投身到参加接管太原、天津和北平的工作。

　　1949年5月底，曾毅副院长受命接管北平中法大学。1949年7月至9月间，学校奉命迁入北平。

       志存高远，古都奠基创新路

　　迁入北平后，华北大学工学院的师生暂住在东黄城根的中法大学校舍内。因为没有校址，当年没有招收本科生，理化试验无法进行。

　　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原来在北京的中法大学本部及数理化三个系并入华北大学工学院，同时三十几位中法大学的优秀教师加入，同时“中法大学大楼、各系实验室、大礼堂、图书馆、数理化系的图书、设备均归华北大学工学院使用”，解决了学校缺乏教师、校舍和实验室的多重困难，加强了基础理论教学，增强了学校的办学力量。 

　　原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和教职员工在融入这个集体之后，工作热情高涨，积极投身到学校教学和管理等各项工作中，尽洒鱼水情怀。当年中法大学的并入增强了华北大学工学院解放初期的办学资源和办学基础，使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如虎添翼。 

　　原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刘鼎副部长为学院的发展指明了具体方向，并给予了巨大支持和帮助。院长恽子强、副院长曾毅等领导的办学思想和具体做法奠定了学校发展的新阶段。 

       教科并重，言传身教师生情

　　这里集合了一批优秀教师并培养了数百名热心科学技术的爱国青年。华北大学工学院院长恽子强在1944年曾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早在1922年他毕业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先后在暨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任教，参加革命后创建医学院，创办制药厂。当时《解放日报》这样报道：恽子强同志为人刻苦、朴素，用唯物观点教授化学，切合实际，他是积二十余年的教育和科学事业的专家，成绩显著，深得学生的敬爱。

　　在辗转华北迁徙的办学中，恽院长坚持教学和实验结合。不管环境怎样恶劣，条件如何困难，战时一旦略有安定就坚持上化学课和做实验，哪怕在行军途中和辗转停留的片隙。近50岁的他与学生一道行军，随身携带他自编的教材，组织上配的大马驮着瓶瓶罐罐和学生的行李。

　　早年留学比利时和法国的曾毅副院长，在华北大学工学院迁京后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根据“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高等学校必须“与国防、经济、政法、文化等建设事业密切结合，培养各种建设人才”的总要求，总结了解放区办工业教育的经验，曾毅同志指出，无论是在延安办学，还是在华北办学，都是随着实际需要成立并发展的，在新中国仍需坚持和发展这种精神。学校的教育方针是“理论和实际一致”、“政治与技术结合”、“通才和专才结合”。曾毅同志认为，“学习技术是为了完成一定的政治目标，学习政治是为了正确地指导所学技术的运用和发展。”同时，“通才和专才结合”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能迅速适应岗位的需要，又具有发展的潜力”。

　　华北大学工学院坚持“教人而不是教书”，重视学生；同时“以教授为中心”，强调教授在学校的重要地位。学校建立“答疑辅导制度”，教师帮助学生对课程系统全面地了解。

      岁月蹉跎，集贤育才苦也甜

　　为建设新中国，集合在宝塔山下正在接受革命理想和文化知识教育的120余名自然科学院师生离开延安到达张家口。通过北平军调部叶剑英和北平党组织的帮助，购买了教科书、外文科技书籍，还有绘图仪器、三角板和示波器等。按照学生的文化程度分成四个班上课，学生的作业和考试有严格的要求和制度保障。配合教学，学生参观工厂，增强对工业生产的认识。后在迁徙的办学途中，学生组建运输队保护教具和设备；行军路上，学生党员的身份尚未公开但在政治生活、学习文化、文体活动等方面起着先锋模范作用。每到一处，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适时进行。各种报告会和动员会之后学生与当地的老百姓一起积极参加各种活动，老区人民的真情和厚爱同时鼓舞和激励学生。“一心向往求解放，满腔热血为翻身；村舍灯火攻课业，河边明月夜谈心；学习不知名和利，行军生产忘艰辛；……”是当时学生生活的写真。

　　亲历进京后的华北大学工学院的学习生活更令人怀念和回味。1951年考入华北大学工学院的松全才回忆四合院里的大学生活简单而有趣，每天早晨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外出沿着胡同长跑锻炼身体，晚上二十多人住在一个院子里，同学们一起洗漱、吃饭和娱乐。

　　从美国归来的吴大昌教授是1950年进入华北大学工学院当教师的。他选择来学校教书的理由就是这里的发展前景好。他幸福地回忆着当时的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教师自编讲义，教师认真负责，学生情绪高涨。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大家没有怨言。 

　　早年参加清华大学学生会的匡吉同志是接管中法大学工作组成员之一，进入华北大学工业学院后主要负责学生工作。当时，学校的建设思路主要是在解放区的经验上继续摸索，同时学习清华、北大等学校的办学经验。同时还创新地提出了“辅导答疑制度”，喊出了“教师要做学生的知心朋友”，当年华北大学工学院的师生关系非常密切。

　　延河儿女，历经坎坷，长城内外，转战千里，会聚华北大学工学院，为我国高等教育做出了可歌可颂的贡献，实现了从“抗战建国”到“为新中国建设服务”办学方针的转变。

　　华北大学工学院在1952年1月，奉命更名为北京工业学院，又走上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