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伟：什么样的聪明最可贵（全文）
华体会体育（中国）：2013-04-28 阅读次数：
作者：周立伟 院士 编辑：党委宣传部 赵琳
【编者按】2013年4月22日，周立伟院士结合自己多年来育人实践和科研经历，撰写了《什么样的聪明最可贵》一文，《中国科学报》对其中的精华进行了节选和发表，为了全面阐述周立伟院士关于诚信治学和正直做人的观点，党委宣传部现将周立伟院士文章进行全文刊发。希望全校师生员工能够从中获益，在工作中思考与实践。
周立伟
中国人和犹太人是被世界上公认为最聪明的人。古代伟大的“四大发明”是中国人创造的，公元3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科技遥遥领先于世界；而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正是犹太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犹太人独占鳌头，世界第一。我曾多次讲过，在对科学问题的整体把握上，我们中国科学家丝毫不逊于西方科学家。但我有时想起有位哲人说过的这段话：“中国人太聪明，太善于综合，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因而不肯像希腊人那样去建立文法学、逻辑学、几何学之类的笨功夫，对事事物物分门别类，深钻细研，因而发展不出现代科学来。”想想过去，看看现在，他的话真是有点道理。
中学时代解放前后我在上海，我也和同学们一起，把“犹太人”作为 讥笑人、耻笑人“吝啬、抠门、死脑筋”的代名词，相互取笑。那时，同学间谈论的“聪明”是指“脑筋急转弯快，占了便宜卖乖，做什么事不吃亏，读书不化什么气力可老得高分”的那类人。这样的学生在同学中很吃得开，很受同学少年的崇拜。几十年下来，我慢慢地明白了，犹太人的诚实才是真正的聪明，是大聪明，“大智若愚”：做生意讲诚信，不蒙不骗；做事情一板一眼，铁板钉钉；做学问舍得下苦功夫、笨功夫，穷极究竟。而我们的不少同胞实在是太聪明，聪明过头了，视诚实为傻瓜，视智慧为狡猾，耍的是小聪明，“小智若猾”：做生意靠狡猾欺骗，不讲诚信；做事情不扎扎实实，作表面文章；做学问急功近利，走取巧捷径。我曾为我们民族的聪明自豪，但我不禁想起，当今国人的聪明是否像俄罗斯谚语所说的那样：“够狡猾的了，像中国人一样”。今日，无论人在何地，国人同胞们的耍弄聪明与狡猾实在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真的怀疑起我们中国人是否真的聪明了。
十几年前，美籍华裔科学家、著名的光学信息处理专家杨震寰教授来华讲学，我与他相识后，经常通信闲聊。我向他请教如何看待学界内蔓延的学术不端行为。在国内学术界，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被一些人弃而远之，为弄虚作假获取名利，“抄袭者”有之，“伪造数据者”有之，“剽窃者”有之，失去了做学问的人起码的科学道德。尽管学术界出笼了一些学术规范，但这些年来依然故我，屡禁不绝，并未见到明显效果。杨震寰教授说，这些情况美国也有，但在美国，一旦发现，学术骗子便成为过街老鼠。由于公众舆论强烈，加之处罚严厉，一般不敢以身试法。在谈到青年学人学习和研究中急功近利与浮躁之风时，我们俩人都在大学里执教，所接触的青年学人、所指导的研究生大都是有知识、很聪明的人，其头脑灵活的程度是我们当年所不能及。但可惜的是，有些人聪明过头了，走向反面了。于是，我们便讨论起“聪明”的问题了，当然是针对科教界的人和事了。
他对我说，聪明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建设性的聪明，另一种是败坏性的聪明。我把他的意见抄在下面：
建设性的聪明才是聪明 败坏性的聪明不是聪明
什么叫建设性的聪明？ 什么叫败坏性的聪明？
心胸宽广 心胸狭隘
互相信任 不信任别人
互相合作 不合作
互相邦助 不愿意帮助别人
富于同情心 没有同情心
等等… 狡猾
自私
等等…
实际，我们主要从道德和价值观的层面而不是从智力的角度上来评论聪明的。我们深深感到，在人的性格中支配其行为的情感、意志等以情绪为特征的非智力因素以及由此所表现的“聪明”，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成败。我们俩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一个科研团队中，宽容大度、善于合作、富有团队精神的人往往更能够充分体现个人的价值，取得成就的机会就更大些；而见利忘义只想个人争利、不善与人合作的人，总想多占些便宜的人，在科学的道路上不会走得太远。
从道德层面上来看，某些业务能力强通常被称为聪明的人，仅为有利于自己而玩弄的种种聪明，使聪明过头了或“太聪明”了。他们已不是上面我说的“脑筋急转弯快，占了便宜卖乖，做什么事不吃亏，读书不化什么气力可老得高分”的那种耍弄小聪明了；已经有点属于杨震寰先生所说的“败坏性的聪明”了，虽然还没有达到害人和危害社会的程度。但这样的例子在校园内并不少见。学生中有一些议论我听了都很寒心：“不要太傻了，千万别（在学习上）帮助别人，他（她）若成功就是使自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吃亏的事、无利的事一定不干。”“千万不要那么犯傻，去做公益事情，服务了别人，影响了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人都是自私的。”…等等。这样的人，心胸狭隘、自私忌妒、利己哲学到这样的地步——“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无论他（她）多么聪明，能被人民和社会接受吗？能真正为国家做贡献吗？但愿他们能早点醒悟。
我认为，杨震寰先生所列举的“败坏性的聪明”的一些表现，仅是利己而没有达到害人的地步，主要是在认识上或人品上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在道德和价值观层面上出了一些问题。他们中不少人通过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以及现实的教训，会认识并改正之，从而走上正确的道路。但如果不觉悟、不加以控制，为了利己而去牺牲别人，甚至触犯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败坏性的聪明”是很容易走向“毁灭性的聪明”的。请看今日学界，一些人利欲熏心，把自己的所谓“聪明”的手段用到邪门歪道上：考试中作弊，科研中捏造、伪造数据、弄虚作假，论文中抄袭剽窃，为了名利而不择手段，甚至以身试法。实际，这样的“聪明”已经突破了传统观念和道德框架，甚至破坏社会公共道德底线，变成阴谋诡计，以至触犯法律，危害社会，最后“毁灭”了自己。
杨震寰先生和我都是一生献身于教育和科学事业的人，在我们看来，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或以科学为职业的人，最主要的品质是诚实和正直以及专注于学术，聪明并不是最主要的。诚实和正直是保障知识可靠性的前提和基础。诚实的人才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正直的人是实事求是、不畏艰险在科学道路上攀登的人。因为，科学需要绝对的诚实和格外的正直，科学不能容忍任何不诚实和不正直的行为；科学追求的是客观真理，有一说一。诚实和正直是一种高贵的品行，这样的人，心地是纯洁的、沉静的，人格是高尚的、无私的；诚实和正直的人最接近科学和大自然的真实，科学的大门永远向诚实和正直的人敞开。其次，对科学人来说，专注于学术是获得科学成就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只有专心致志、如痴如醉投入研究，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志向而终生追求无悔的人才能有所成就。我深深感到，当今我国的青年学人并非缺乏创新的才能、聪明和智慧，也并非缺少科学研究的条件，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潜心学术的专注程度不够。我们天天大呼创新和创造，却不问创新和创造从何而来。其实，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才能是研究学问非常专注、非常投入而积累的一种效益。只有把思维强烈聚焦到所研究的事物上，才有可能激发出创新的火花。古今中外，凡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无一不是心无旁骛，专注于学术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说研究学问的人应该耐得住清凉和寂寞，浮躁和急功近利是研究学问的大敌的缘故。
让我们再看看犹太人。从1900年到2006年，27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21名犹太科学家，这绝不是偶然的。犹太人的诚实和正直，以及他们的专心致志为世人所不及。犹太传统文化鼓励争辩、发表看法与冒险挑战，但性格上“温恭谦退”，专注学术，孜孜追求，悉心钻研，淡泊名利。我深深感到，在做学问方面，我们和犹太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他们把聪明用到做学问上，为奉献而学术，心地单纯；我们把聪明用到人际关系和谋取私利上，为名利而学术，心地复杂。由此可见，在科学长河的竞赛中，犹太人的胜出，获得如此众多的诺贝尔奖，决不是偶然的。
当前中国社会的高度竞争，人们施展的各种各样的所谓“聪明”的手段已不是杨震寰先生和我这一代人所能想象和理解得了。看看现在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无论教学科研以及单位和个人的前程，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在诱惑着、驱动着。真是，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驱动的动力，使本是公平的竞赛和竞争，也不按游戏规则出牌了，学术不端乃至学术腐败的各种现象出现了。“败坏性的聪明”不知不觉在侵蚀着人和科学共同体，并使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一步一步地下降。于是，在学界，极有可能使一些遵守道德与规则的人，具有“建设性聪明”的人，很有才华而不知社会潜规则的人，往往吃亏和失败，从而失去社会竞争力，还有可能被视为“傻子”。在一个讲究和谐社会的环境中，公共道德与公平竞争如果沦落到这个地步，真是非常可怕。
不过，我还是相信，到头来，这种王熙凤式的“聪明”——“败坏性的聪明”和 “毁灭性的聪明” 兼而有之的人，大都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正如培根在“谈利己之聪明”一文所说：“为利己而玩弄的诸多聪明，说到底是一种败坏的聪明。它是老鼠的聪明，因大屋将倾，鼠必先逃之；它是狐狸的聪明，因獾掘洞穴，狐占而居之；它是鳄鱼的聪明，因其欲食之，必先哭之。但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如西塞罗笔下之庞培）除自己之外谁也不爱的人，到头来往往都可叹可悲；尽管他们总是为自己而牺牲他人，并自以为已用其聪明缚往了命运的翅翼，但他们终归也会变成无常命运的祭品。”（见《培根随笔集》 [英]培根.曹明伦译.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年 91－92页）。
几十年来，我见到不少所谓“聪明人”，他们玩弄所谓的“聪明”，总是为利己而不惜牺牲他人，尽管有时一时得逞，洋洋得意，但其结局总不是那么美妙。而那些被认为“不那么聪明的老实人”，或被所谓“聪明人”看成是“傻子”的人，他们踏踏实实，坦荡真诚，埋头苦干，一丝不苟地努力学习和工作着，尽管便宜似乎被所谓“聪明人”捷足先占了，但成功者的行列最终不乏他们的身影。两者就像童话中的“龟兔赛跑”一样。
我衷心希望我们的青年学人做一个像杨震寰先生所说的“建设性聪明”的人。
（审核：刘明奇）
中学时代解放前后我在上海，我也和同学们一起，把“犹太人”作为 讥笑人、耻笑人“吝啬、抠门、死脑筋”的代名词，相互取笑。那时，同学间谈论的“聪明”是指“脑筋急转弯快，占了便宜卖乖，做什么事不吃亏，读书不化什么气力可老得高分”的那类人。这样的学生在同学中很吃得开，很受同学少年的崇拜。几十年下来，我慢慢地明白了，犹太人的诚实才是真正的聪明，是大聪明，“大智若愚”：做生意讲诚信，不蒙不骗；做事情一板一眼，铁板钉钉；做学问舍得下苦功夫、笨功夫，穷极究竟。而我们的不少同胞实在是太聪明，聪明过头了，视诚实为傻瓜，视智慧为狡猾，耍的是小聪明，“小智若猾”：做生意靠狡猾欺骗，不讲诚信；做事情不扎扎实实，作表面文章；做学问急功近利，走取巧捷径。我曾为我们民族的聪明自豪，但我不禁想起，当今国人的聪明是否像俄罗斯谚语所说的那样：“够狡猾的了，像中国人一样”。今日，无论人在何地，国人同胞们的耍弄聪明与狡猾实在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真的怀疑起我们中国人是否真的聪明了。
十几年前，美籍华裔科学家、著名的光学信息处理专家杨震寰教授来华讲学，我与他相识后，经常通信闲聊。我向他请教如何看待学界内蔓延的学术不端行为。在国内学术界，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被一些人弃而远之，为弄虚作假获取名利，“抄袭者”有之，“伪造数据者”有之，“剽窃者”有之，失去了做学问的人起码的科学道德。尽管学术界出笼了一些学术规范，但这些年来依然故我，屡禁不绝，并未见到明显效果。杨震寰教授说，这些情况美国也有，但在美国，一旦发现，学术骗子便成为过街老鼠。由于公众舆论强烈，加之处罚严厉，一般不敢以身试法。在谈到青年学人学习和研究中急功近利与浮躁之风时，我们俩人都在大学里执教，所接触的青年学人、所指导的研究生大都是有知识、很聪明的人，其头脑灵活的程度是我们当年所不能及。但可惜的是，有些人聪明过头了，走向反面了。于是，我们便讨论起“聪明”的问题了，当然是针对科教界的人和事了。
他对我说，聪明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建设性的聪明，另一种是败坏性的聪明。我把他的意见抄在下面：
建设性的聪明才是聪明 败坏性的聪明不是聪明
什么叫建设性的聪明？ 什么叫败坏性的聪明？
心胸宽广 心胸狭隘
互相信任 不信任别人
互相合作 不合作
互相邦助 不愿意帮助别人
富于同情心 没有同情心
等等… 狡猾
自私
等等…
实际，我们主要从道德和价值观的层面而不是从智力的角度上来评论聪明的。我们深深感到，在人的性格中支配其行为的情感、意志等以情绪为特征的非智力因素以及由此所表现的“聪明”，往往会决定一个人的成败。我们俩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一个科研团队中，宽容大度、善于合作、富有团队精神的人往往更能够充分体现个人的价值，取得成就的机会就更大些；而见利忘义只想个人争利、不善与人合作的人，总想多占些便宜的人，在科学的道路上不会走得太远。
从道德层面上来看，某些业务能力强通常被称为聪明的人，仅为有利于自己而玩弄的种种聪明，使聪明过头了或“太聪明”了。他们已不是上面我说的“脑筋急转弯快，占了便宜卖乖，做什么事不吃亏，读书不化什么气力可老得高分”的那种耍弄小聪明了；已经有点属于杨震寰先生所说的“败坏性的聪明”了，虽然还没有达到害人和危害社会的程度。但这样的例子在校园内并不少见。学生中有一些议论我听了都很寒心：“不要太傻了，千万别（在学习上）帮助别人，他（她）若成功就是使自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吃亏的事、无利的事一定不干。”“千万不要那么犯傻，去做公益事情，服务了别人，影响了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人都是自私的。”…等等。这样的人，心胸狭隘、自私忌妒、利己哲学到这样的地步——“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无论他（她）多么聪明，能被人民和社会接受吗？能真正为国家做贡献吗？但愿他们能早点醒悟。
我认为，杨震寰先生所列举的“败坏性的聪明”的一些表现，仅是利己而没有达到害人的地步，主要是在认识上或人品上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在道德和价值观层面上出了一些问题。他们中不少人通过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以及现实的教训，会认识并改正之，从而走上正确的道路。但如果不觉悟、不加以控制，为了利己而去牺牲别人，甚至触犯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败坏性的聪明”是很容易走向“毁灭性的聪明”的。请看今日学界，一些人利欲熏心，把自己的所谓“聪明”的手段用到邪门歪道上：考试中作弊，科研中捏造、伪造数据、弄虚作假，论文中抄袭剽窃，为了名利而不择手段，甚至以身试法。实际，这样的“聪明”已经突破了传统观念和道德框架，甚至破坏社会公共道德底线，变成阴谋诡计，以至触犯法律，危害社会，最后“毁灭”了自己。
杨震寰先生和我都是一生献身于教育和科学事业的人，在我们看来，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或以科学为职业的人，最主要的品质是诚实和正直以及专注于学术，聪明并不是最主要的。诚实和正直是保障知识可靠性的前提和基础。诚实的人才是一个真正聪明的人，正直的人是实事求是、不畏艰险在科学道路上攀登的人。因为，科学需要绝对的诚实和格外的正直，科学不能容忍任何不诚实和不正直的行为；科学追求的是客观真理，有一说一。诚实和正直是一种高贵的品行，这样的人，心地是纯洁的、沉静的，人格是高尚的、无私的；诚实和正直的人最接近科学和大自然的真实，科学的大门永远向诚实和正直的人敞开。其次，对科学人来说，专注于学术是获得科学成就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只有专心致志、如痴如醉投入研究，一旦确立了自己的志向而终生追求无悔的人才能有所成就。我深深感到，当今我国的青年学人并非缺乏创新的才能、聪明和智慧，也并非缺少科学研究的条件，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潜心学术的专注程度不够。我们天天大呼创新和创造，却不问创新和创造从何而来。其实，人的创造能力和创新才能是研究学问非常专注、非常投入而积累的一种效益。只有把思维强烈聚焦到所研究的事物上，才有可能激发出创新的火花。古今中外，凡在学问上有所成就，无一不是心无旁骛，专注于学术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说研究学问的人应该耐得住清凉和寂寞，浮躁和急功近利是研究学问的大敌的缘故。
让我们再看看犹太人。从1900年到2006年，27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121名犹太科学家，这绝不是偶然的。犹太人的诚实和正直，以及他们的专心致志为世人所不及。犹太传统文化鼓励争辩、发表看法与冒险挑战，但性格上“温恭谦退”，专注学术，孜孜追求，悉心钻研，淡泊名利。我深深感到，在做学问方面，我们和犹太人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他们把聪明用到做学问上，为奉献而学术，心地单纯；我们把聪明用到人际关系和谋取私利上，为名利而学术，心地复杂。由此可见，在科学长河的竞赛中，犹太人的胜出，获得如此众多的诺贝尔奖，决不是偶然的。
当前中国社会的高度竞争，人们施展的各种各样的所谓“聪明”的手段已不是杨震寰先生和我这一代人所能想象和理解得了。看看现在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无论教学科研以及单位和个人的前程，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在诱惑着、驱动着。真是，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驱动的动力，使本是公平的竞赛和竞争，也不按游戏规则出牌了，学术不端乃至学术腐败的各种现象出现了。“败坏性的聪明”不知不觉在侵蚀着人和科学共同体，并使社会公共道德的底线一步一步地下降。于是，在学界，极有可能使一些遵守道德与规则的人，具有“建设性聪明”的人，很有才华而不知社会潜规则的人，往往吃亏和失败，从而失去社会竞争力，还有可能被视为“傻子”。在一个讲究和谐社会的环境中，公共道德与公平竞争如果沦落到这个地步，真是非常可怕。
不过，我还是相信，到头来，这种王熙凤式的“聪明”——“败坏性的聪明”和 “毁灭性的聪明” 兼而有之的人，大都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正如培根在“谈利己之聪明”一文所说：“为利己而玩弄的诸多聪明，说到底是一种败坏的聪明。它是老鼠的聪明，因大屋将倾，鼠必先逃之；它是狐狸的聪明，因獾掘洞穴，狐占而居之；它是鳄鱼的聪明，因其欲食之，必先哭之。但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如西塞罗笔下之庞培）除自己之外谁也不爱的人，到头来往往都可叹可悲；尽管他们总是为自己而牺牲他人，并自以为已用其聪明缚往了命运的翅翼，但他们终归也会变成无常命运的祭品。”（见《培根随笔集》 [英]培根.曹明伦译.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年 91－92页）。
几十年来，我见到不少所谓“聪明人”，他们玩弄所谓的“聪明”，总是为利己而不惜牺牲他人，尽管有时一时得逞，洋洋得意，但其结局总不是那么美妙。而那些被认为“不那么聪明的老实人”，或被所谓“聪明人”看成是“傻子”的人，他们踏踏实实，坦荡真诚，埋头苦干，一丝不苟地努力学习和工作着，尽管便宜似乎被所谓“聪明人”捷足先占了，但成功者的行列最终不乏他们的身影。两者就像童话中的“龟兔赛跑”一样。
我衷心希望我们的青年学人做一个像杨震寰先生所说的“建设性聪明”的人。
（审核：刘明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