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6 期  纪念华北大学工学院成立六十周年专刊 〗

    匡吉，原名周邦乾，由于革命需要，改名为匡吉，四川人。1948年清华大学数学系肄业，只身投奔解放区，在北方大学工学院、华北大学工学院任教，并从事教学管理工作，曾任北京工业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图书馆副馆长等职。
    在革命热情的感召下，1947年11月，我离开清华大学，只身来到了革命解放区，分配到北方大学工学院任教。1949年6月18日，在曾毅同志的带领下，史尔公、谢簃、严沛然、项扬等同志和我组成接管小组，代表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接管北平中法大学。我当时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为能参加接管工作很是高兴和兴奋。中法大学的许多教师和家父相识，我负责的工作还是很顺利的。暑假前，基本上完成了接管工作，8月份，工学院从井陉迁来北京。
    我主要负责学生工作，与学生接触得比较多。当时的学生各个年龄阶段的都有，很多人年龄都比我大，师生关系都是同志关系。领导、教师和同学一起上早操，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上互相关心，彼此帮助。学生是从各单位调来的，部分学生是从蒋管区通过封锁线投奔革命的。在学校接受培训后，立刻要把知识用到工作岗位上，支持国家的建设，所以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
    1948年，革命胜利的形势更加明朗了。学院副院长曾毅同志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知识型人才，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因而，曾毅同志在全体会议上做学习问题报告时强调，既要系统学习政治理论，也要学习文化知识。他说，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是要搞建设的。搞建设光有热情是不行的，必须有知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不久，斯大林就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不识字或者常写错字而又引以为豪的“愚昧”现象：举起你那双又粗又黑的手，歌颂着贫农出身和光荣的历史，什么也不会，什么问题也不解决……曾毅同志的报告在群众中引起不小的波动，不仅工农干部就是知识分子一般也难以接受，因为很多同志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的，而且工作繁重很少有学习机会。现在革命胜利了就说我们“没有用处”，这怎么叫人想得通？关于当时的情况，李思源同志在《学习·思考·破理》一书中也提到了。
    形势的发展要求每个革命者尽快充实自己，以适应革命的需要。我是从学校到学校，很容易接受这种办学思想，明白学校的办学方向应该跟随国家的需要，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解放后的国家建设服务，培养能够为国家建设出力的人才。当时学院的专业设置就和国家的建设紧密相关，例如化工、冶金、机械专业以及俄文专修科等。
    解放初，我们在以前解放区的经验上继续摸索，同时学习清华、北大等高校的办学经验，像如今做学生工作的辅导员岗位就是从解放区学校继承下来的，而且这也是当时高校的一个创举。因为在旧大学，教授讲完就走，平时学生有问题要找教师不方便，而当时我校每个班学生的学习基础参差不齐，所以我们推行了辅导答疑制度，帮助学生学习、答疑、解疑，以及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当时有一个口号：“教师要做学生的知心朋友”，所以，华大工学院的师生关系非常密切。
    我们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同一种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形式。例如在当今，艰苦朴素就是要节约，要环保。在我看来，那个时代“延安精神”就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前途，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革命精神，如今“延安精神”就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强大而努力发展科技的钻研精神。
 （整理 党委宣传部 李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