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6 期  纪念华北大学工学院成立六十周年专刊 〗

    寇平，教授，河南人。1948年进入北方大学工学院、华北大学工学院学习，同年底参加平津接管工作。回校后于1951年由学校派往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进修，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一、走进华北大学工学院
    我是1948年到的华大工学院，这也是我正式参加革命的开始。
    我对共产党的了解是从小学开始的。上小学，听老师讲朱毛将军传，后来才知道是讲朱德和毛泽东的。抗战胜利之后，我在复旦中学上高中，觉得中国社会是没希望的。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当时河南有所谓“黄蝗汤”三大害之说。“黄”是黄河水灾，“蝗”是蝗虫，“汤”就是汤恩伯，到处抓壮丁，收重税。因此，作为青年学生，心里很苦闷，急于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
    洛阳解放后，我读到了“毛选”。当时有个在共产党办的新式学校上学的同学叫李任，他给我介绍了一些书，其中就有晋冀鲁豫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共四卷。但是当时很多地方我看不懂，觉得共产党的学问还是很了不起的。我很想了解我们党的学说，迫切地想知道共产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党。
    刚好，华北大学工学院的前身北方大学来洛阳招生。李任同志鼓励我去学习，但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家庭条件不允许。我只好撒谎说，政府要招学生去当小学教员了，家里人才同意了。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就改变了，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参加天津接管工作
    我们一批到北方大学学习的同学步行经过太行山区到河北省邢台北方大学校部报到。我到了北方大学工学院。9月，北方大学要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了华北大学。北方大学工学院和晋察冀工业专门学校合并成立了华北大学工学院。
    中央要建立正规大学，我们要通过考试重新编班。当时同学们情况复杂，一部分是像我这样，从农村来的；有的是从大城市闹学潮投奔解放区的；有的上了几年大学；有的还没上。大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大家都自觉服从组织安排。经过考试，我上了大学班。所以我是华北大学工学院第一个大学班的大学生，大学班共有30多个学生。其他没有通过考试的同学，在先修班和预备班学习，另外成立了几个专科班，还有一个干部班，学员是一些工厂、部队的干部。当时学校开了数学、物理、力学、金工学几门课。那时正在进行三大战役，每天都传来激动人心的胜利消息。每传来一个好消息大家都会集合起来扭起秧歌，庆祝胜利，学校食堂也改善伙食。
    后来，上级指示大学班、干部班和一部分先修班的学生去做城市接管工作。头天下午开了动员会，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分了两批，一批是到北京接管，一批是到天津接管。我被分到去天津接管工作。
    去天津要经过石家庄，我们坐火车去的石家庄，但到石家庄后就是步行了。华北人民政府派了些大车拉行李，人员都步行。接管人员集中在河北胜芳镇接受培训，学习接管的方针政策。
    天津市市长黄敬，后来的机械部部长，给我们作报告。我们学习军管会是做什么的，学习中央对于接管天津的政策，学习人民日报陈伯达的《不打乱原来的企业结构》，学习对各种人的政策。经过学习，心里有了底，但是很多事情还是想象不到。解放济南的时候就闹出了笑话，马桶不会用，搞得下水道堵塞。还有电灯、电话，电灯见过，电话只听说过，不会用。对于我们来讲，接管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学会了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党的方针政策，不学习就没办法工作；为了好好体会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学会了看报。
    我参加的是天津市企业公司的军管接管小组，有三个工厂，油墨厂、制钉厂、制冰厂。当时要求有什么情况都需要向上级上报，如工人的表现等等。在一次工人小组会上，钢丝厂的一个工人说：“解放了，我们做了主人公，我们要积极干，机器也要比原来开快一点”。我写了篇报道，天津日报登了，而且是头版头条。这在军管小组引起了辩论。从工厂来的几个同志提出，机器怎么可能说快就快，说慢就慢，批评我是说假话。我也没见过啊，只能接受人家的批评。后来才知道，在那个工厂的机器上有个装置确实是可以开快开慢的。
    还有，最初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分配到起士林点心铺。想上厕所，就问中国工人厕所在哪。一看马桶，油漆得发亮，没茅坑。虽然学过了怎样使用抽水马桶，但没见过，见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当时培训班只学了对于旧成分的人怎么办，并没有讲如何对待外国人。起士林点心铺有白俄、德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外国人。外国人以为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共产党杀人放火，很怕我们，对我们鞠九十度的躬。我们就给他们讲，不要怕我们，不要相信国民党的宣传，要他们该如何工作就如何工作。
    1949年6月，我回到了井陉，紧接着8月份工学院就进北京了。起初，在地安门、南锣鼓巷等地住宿上课。后来中央决定中法大学不再保留，理科归华北大学工学院，文科一部分归到北京大学，一部分到南开大学。中法大学校址就成了华北大学工学院的校舍。
    到北京后又重新编班，成立了机电班、冶金专科、机械专科、化工专科、俄语专修科，再早还有一个地质专修班。
    三、走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的道路
    在解放区，工学院就开设了政治理论课。陈辛人同志是华北联合大学的教学骨干，应曾毅院长的邀请来工学院担任政治教员。他当时讲授的是毛主席有关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我听了几节课后，就去参加天津接管工作了。1949年6月，我返回井陉后，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陈辛人同志又组织我们学习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到北京后，陈辛人同志调走，学校请人民大学的教师来讲政治理论课，全校先学习社会发展史。1950年，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委员斯巴诺访问中国，中央派曾毅院长陪同到南方访问。曾院长回京时从上海请来了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哲学教授杨一之，负责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工作。杨教授还带来了他的两个学生王书文和陈莲舫做助教，开设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后来杨教授调到了社科院。
    1951年，学院决定抽调一部分人到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课，以作为学院将来的政治课教员，包括我在内共有9人被选派学习。研究生班有政治经济学问题、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基础（联共党史）三个学习方向。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因为平时学习中有许多问题大家都说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而自己搞不懂的都与政治经济学相关。我很想弄明白。
    研究生班从1950年暑假开课，我们1951年3月报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党史，都是从课程的一半学，中间还被调回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后来没学完，就借了一本资本论和别人的笔记，自己研究。人民大学教学主要是自己阅读马列原著，我学工科，难度可想而知。我记得《资本论》中有一页我看了一天看得头晕眼花，也没看懂。1952年9月，我就回学院担任了讲课任务。
    当时上第一堂课是在中法大学礼堂，曾副院长过来听课，我紧张得手都不知道放到哪儿好，后来曾院长走了，他要不走，我想那堂课就上不下来。学生们都和我是同学，只是比我低一个年级。大家都了解情况还能够谅解。那时候，不懂的问题，下课后我就找人问。应该说，我属于不合格的老师，幸亏同学的支持和谅解。后来，自己在这条道路上一直走到了现在。回头想想，我们这一代人，只要国家需要，人民需要，党需要，革命需要，就会无条件服从。
    1951年9月，学院又组织了第二批同志到人民大学学习。后来，教育部又分配来几个文科毕业生。1952年，学院成立政治理论课教研组，为以后我们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奠定了基础。

（整理 党委宣传部 高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