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6 期  纪念华北大学工学院成立六十周年专刊 〗

    吴大昌，教授，浙江人。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48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业工程系。1949年获美国堪萨斯大学农业工程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后到华北大学工学院任教。历任北京工业学院副教授、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和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88年退休。吴大昌，教授，浙江人。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48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业工程系。1949年获美国堪萨斯大学农业工程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后到华北大学工学院任教。历任北京工业学院副教授、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和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88年退休。
    我上初中时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日本侵占东北四省，并继续向西扩展，有灭亡中国的野心。当亡国奴的危机感激发年轻人的爱国心。当时的国情与现在不同。1936年我从杭州来北京，那时山海关以外是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山海关以内是“冀东自治区”，也是日本扶植的。自治区辖区东起山海关，西迄通州，共26县，首府就设在通州，离北京很近。那时天津市内有日本租界，有日军兵营。日军残害中国人民，抛尸海河，漂流入海。海河漂尸往往是成批的，而且是常事。亡国的危机感使我盼望国家强盛，对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工业救国……各种救国论都感兴趣，认为中国强盛必须走现代化之路。
    1937年抗体战争爆发。当时的口号是“抗战建国”。抗战胜利要建设新的现代化的中国。这个口号对年青人是有鼓舞作用的。日本投降后，大家都希望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可惜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轻视民意，发动内战。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是民意，是潮流。内战是违反民意，不符合潮流的，所以发动内战的人失败了。
    1946年7月，我去美国学习农业工程，1950年10月从美国回来，本希望到东北的国营农场或拖拉机站工作。到北京时正赶上抗美援朝，东北有被美机轰炸的风险，各大城市疏散人口。国家无意在东北办机械化大农场或拖拉机站，只好放弃原来的设想。在教育部留学生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曾到北京农业大学和华北农机厂参观，最后决定来华北大学工学院。
    为什么选择来华北大学工学院？因为这里的发展前景好。当时华北大学工学院属于重工业部，为该部培养技术人才。重工业部包括电力、机械、采矿、冶金、石油、化工艺及航空、汽车、拖拉机等部门。
    1950年的华北大学工学院，规模并不大，但专业却不少。我被分到汽车拖拉机专业任教。许多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只能由教师自编讲义，由油印室油印，分给学生复习。1951年，我担任《发电厂》课程的教学任务，就是自编自教的。没有实验设备，学校就组织学生到工厂实习。1951年夏，我曾带发电专业的学生约30人到邯郸市峰峰煤矿的发电厂实习一个月。当时解放不久，人民生活艰苦，发电厂工人食堂总是吃南瓜。实习一个月，天天就吃这一个菜，给我印象很深。虽然吃得简单，但工人与学生都无怨言，大家都情绪高昂，或勤恳工作，或认真学习，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的。
    1952年，重工业部分为电力部、机械部、煤炭部、冶金部、化学部等部门，华北大学工学院也改名北京工业学院，归第二机械部领导，为国防工业培养技术人员。我是学农业工程的，当时可以申请去新成立的农业机械化学院，但我没有申请，而是在北京工业学院工作到1988年退休。改革开放后，各方面发展很快，农业方面变化也很大。以前都是牛拉犁，有时缺乏牲口，还出现众人拉犁的现象。这种悲惨现象促进我学农业机械。改革开放前，农业机械化受客观条件限制，进展缓慢。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步伐加快了，机耕面积不断扩大。耕耘、插秧、播种、收割都是繁重的农业劳动，现在已经基本机械化了。农民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劳动条件改善了，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农业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工业支援农业现代化，农业支援工业现代化。两者互相促进，不断提高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我年青时的希望，现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现象。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进步使人高兴，感到幸福。
    什么是幸福？幸福不是表示状态的参数，它是人在状态变化过程中的感受。人在上升的过程中感到幸福，在下降过程中感到不幸。因此，观察社会，看到社会进步，会使人乐观、高兴，感到幸福。
    最幸福的事就是看到国家兴旺，社会进步！
（整理 校报学生记者 庄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