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中国著名的人权专家和法理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一直为价值重构和制度完善鼓与呼；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委员，他对中国的民主法治事业有着独特的思考。

    和谐社会一定是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也一定是法治社会。

    一个国家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的时期，社会问题最多也最复杂。社会可能要发生较大变化，社会学家称之为“社会整体转型”；政治学家判断，社会对“良治”要求更高；经济学家感觉，“社会的以产业结构为首的整个经济结构都要有所调整”；法学家认为，治国方式将从权力之治转向规则之治。中国在持续２０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这一时期。

    在迈向和谐社会的大道上，五只“拦路虎”困扰着我们的进步：

    第一，由经济的二元性所产生的城乡二元性和社会结构二元性，正被制度性地安排为人的社会主体身份的二元性；而主体身份的二元性又被区别为权利享有的二元性。其结果是，人们获得权利和利益的根据不是能力的贡献，而是身份。“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制度设计的二元性问题，主体的二元性与权利的二元性，是中国目前和谐社会构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不消解和改善这种结构，就无和谐社会。

    第二，由社会不公引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分配不公是中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不劳而获及少劳多获，是社会痛恨的分配不公；多劳少获，甚至劳而不获，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同劳不同获，是使人感到无奈的社会不公。其他的社会不公，如起点不公、机会不公、对待不公、规则不公、结果不公等，影响了社会不同群体对制度正义的信心。

    第三，人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已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的重要根源。以高投放、高耗费、高污染为支撑的经济快速发展，已使我国的环境、生态、资源和能源四大要素出现空前危机。

    对待环境与生态，法学家的思维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不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而是从子孙那里借来的。”如果我们拥有的是继承权，是资源、环境等的所有者，就会觉得有权使用它、破坏它；如果认为是从子孙那里借来的，我们就是债务人，无权毁坏生态、资源和环境。借物要还，我们应将现有的一切完好无损地交给子孙。

    第四，在所有交换领域中发生的腐败，正侵蚀着国家制度的有效性。吏治腐败，使有德行且有才能的年轻人丧失发展的空间；司法腐败，使社会丧失公正存在的空间；学术和教育腐败，使真理丧失存在的空间。如何用民主的制度、法治的方式及实行自下而上的预防和遏制腐败的体制，将腐败降至最低限度，防止局部腐败演化为社会腐败，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腐败问题如果不解决，将会牺牲掉甚至是吃掉改革的成果。

    第五，社会规范的失效，使人无法预测行为后果，正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规范体系，处在基础地位的是道德规范，而道德规范的基础是诚信。制度的诚信是最重要的诚信。如果全社会都在造假，则说明制度诚信有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的法律规范目前还未完全建立起应有的至上权威，有法不依、违法不纠现象，使法律规范处于无效状态。这会加剧社会的不可测和不稳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消灭“拦路虎”，法治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最重要的，是法的观念要转变，整个法律观要转换。

    首先要构建人本法律观，即以人为本的法律观。法律要以每个个体、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和充分发展作为目的。法治的全部环节，都是为了人民的权利，以实现人民的权利作为我们全部法律工作的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的还有一点：法律，不仅仅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更是全社会离不开的价值取向。

    工具是为目标服务的。工具能够达到目标，人们会使用它；如果这个工具不能达到目标时，也许就可以换工具。所以，如果仅仅把法律当作工具，法律就处在很危险的状态，很可能被随时舍弃。只有把对法律的“工具观”改为“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法律的“价值观”，意味着所有人都离不开它，成为一个社会的利益形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还需要我们思维上的创新，要尽快把过去革命的思维、运动的思维，转变为建设的思维和制度的思维，以形成社会稳定形态。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首要和根本性特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把法治发展放在重要地位。